雍正繼位后，他接手的其實不是令人羨慕的盛世，而是康熙創(chuàng)造的盛世之后留下的一個吏治腐敗、效率低下、國庫空虛的爛攤子。但他勤于政事，勵精圖治，經(jīng)過整頓吏治、改土歸流、火耗歸公等一系列重大改革，使經(jīng)濟發(fā)展、政局穩(wěn)定、國庫充盈。在整頓吏治中，不容庸官頗值得稱道。

雍正對封疆大吏極為重視，要求他們不僅僅限于清、慎、勤，而且須具全才、勇于創(chuàng)新、敢于擔當。他在論述巡撫職責時說：“巡撫一官，原極繁難，非勉能清、慎、勤三字便可謂勝任也。用人雖不求備，惟至督撫必須全才，方不有所貽誤。”他對湖南巡撫王國棟這樣評價：“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清、慎、勤三字朕皆評之，然不能擴充見識，毫無益于地方，殊不勝任?！惫矢锲溲矒崧?，召回京師用為侍郎。雍正要求封疆大吏不僅清正廉潔，而且敢于擔當。雍正八年，代理湖廣提督岳超龍表決心說：為報答皇上厚愛，我一定做到廉潔自律、兩袖清風。雍正不以為然，批示道：要求太低了吧！當官本來就不該貪，這算什么高標準？如果只滿足于“清官”的好名聲，卻倒了油瓶不扶，不就是繡花枕頭嗎？雍正認為，清廉是官員的起碼條件，否則一切免談。貪能誤國，懶也誤國，無所作為的“清官”就是庸官，跟利欲熏心的貪官一樣，都不是好官。

雍正要求省級以下地方官員有作為、敢擔當、不平庸。山東曹縣知縣王錫階，在到任1年多的時間里，對20多起命盜案件沒有一件審完，也沒有拿獲一名人犯。雖然他沒有貪贓枉法，但雍正認為，不干事本身就是失職犯罪。他不僅被罷官，還坐了5年大牢。直隸吳橋知縣常三樂，廉潔安分，但他膽小怕事，以至于地方好多事久拖不決。直隸巡撫李維鈞要把常三樂從縣令職位上調(diào)開，吏部卻以常三樂沒有什么劣跡為由不予批準。雍正得知后指出：常三樂當官軟弱，實屬失職，應當免去官職。雍正七年（1729），臺灣鳳山知縣彭之曇對番民仇殺之事不能及時處理，事后還稱病推卸責任。雍正得報指示，“此等劣員萬不可姑容，況在臺官弁尤為切要”，隨即將不干事的鳳山知縣彭之曇撤職。

雍正對兵部官員要求極嚴，絕不允許平庸無為。云南開化總兵仇元正，人本老實，但因年過花甲不免疏懶，辦事勉強支持，營伍雖不致荒廢，但難有起色。雍正得報，立即勒令其退休，另換精明強悍之員。雍正十一年，他發(fā)現(xiàn)兵部有兩個老郎中已年邁力衰，還在尸位素餐，就責備兵部，像這樣的官員不但干不了什么事，還使得后進的官員不能升遷。于是讓他們退休，同時下文各個部院清查這樣的官員，發(fā)現(xiàn)一個，打發(fā)一個。雍正對兵部官員的任用，在制度上又不拘泥于已有成例。雍正四年（1726），陜西三邊地方的駐防軍隊中出現(xiàn)職務(wù)空缺，在該省一時又沒有合適人選。川陜總督岳鐘琪上奏說，四川武職官員中多有屢經(jīng)戰(zhàn)陣堪任要職者，但按制度不能隔省調(diào)用，所以不敢越例調(diào)動。雍正指示他“不必拘例”，并說“部議不準，朕可特旨允行”。

雍正還要求對有作為、敢擔當、不平庸的官員的任用不要循規(guī)蹈矩。雍正元年，他在指示湖廣總督楊宗仁破格提拔人才時，就要求楊宗仁，如遇到有作為的賢能之員，就破格提拔，不要按資歷升轉(zhuǎn)。他也對廣東總督郝玉麟講，在用人問題上“萬不可拘泥一法一策也”。田文鏡在主政河南、山東期間，清正廉潔，積極推進雍正新政，狠狠打擊貪官污吏，大力整頓官場作風，成績斐然。雍正稱他為模范總督，號召高級官員向他學習。

在雍正治下為官，平庸無為之輩，難以混跡官場。而對有作為、敢擔當、不平庸的官員卻敢于破除定制，大膽提拔重用，從而逐步形成了雍正一朝官員有為、勤勉干事的吏治生態(tài)。

（摘編自11月6日《學習時報》 刁興澤/文）